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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放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牌照，标志着我国5G商用元年的到来。5G因携带着巨大的引发社会变迁的能量而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作为一个衔接并整合多种技术手段的融合性变量，5G能够将时空之变的程度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方面建构起了人们对知识传播的多样畅想，而另一方面，作为知识传播中介的出版业必须开始审视其行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在5G所蕴含的时空关系下开启新的行业想象。
一、出版业时空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以一定的时空结构为基础的，知识活动当然也不例外。时间与空间是知识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基本范畴，也是我们考察知识活动与出版业态的两大坐标。“每一种新的传播媒介都以独特的方式操纵着时空”。[1]古往今来，随着技术的演进，人类知识活动的时空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哈罗德伊尼斯将媒介分为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两种形式。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出版业时空关系的演变非常适用，因为出版业的演进往往意味着对时间或空间问题的解决或依赖。在印刷术诞生之前，人类知识传播的空间范围极为有限，通常仅限于村庄、血缘关系、家庭和地方性、民族性共同体之内。虽然和今天相比此时知识传播的节奏依旧非常缓慢，但口口相传更强调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因而前印刷时代的知识传播偏向于时间维度。传统印刷出版时期，纸质中介的出现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与流通但又难以保存，这一时期的知识传播开始朝空间偏向。此时，知识拥有者到知识接受者的跨时空扩散过程带有极强的物质性色彩，基础设施、空间、物质载体、身体等物理性因素构成了传统出版业的建构基础。这些物质性因素使得人类的知识传播具有时间上的延时性，人类主要是以纸质图书为中介继承前人所累积和创造的知识，共时性的知识传递并非全无可能，但口口相传对于空间位置有着极高的要求。这就进一步衍生了时间与空间的资源属性。时间与空间具有的排他性使得同一地点的同一本书在某一时间段只能够被某一个体一次性占有。因而人们可能因为居住地书店、图书馆的稀缺而难以阅读书籍，也可能因为迟到的信息而错过重要的商机。
传统复制印刷技术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劣势促使出版业不断革新技术，1979年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让我国出版业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作为“用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1980）的实现条件，汉字进入计算机极大地缩短了我国书刊的出版周期，提高了知识传播的效率，加速了图书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流动。21世纪初，数字出版的兴起与繁荣使得知识进入人们视线，知识呈现给人们的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形成了一种“时空压缩”（哈维，2003）的新型知识体验。从时间上来看，数字传播显著推进了知识传播速度，知识生产与知识接收间的时间差大幅度缩小，大量的知识奔涌而来。在空间维度，数字技术像一张大网，将人类社会的各类知识连接起来，创造了知识的多样组合。数字出版时代的知识传播以电脑、手机等终端为物质中介，由此，以书店为代表的传统物质性知识传播空间与相关基础设施开始大量消失。据统计，仅2004～2014年10年间，我国就有近五成的实体书店倒闭，总数达1万多家。[2]书店作为知识传播“垄断性”媒介的传统被逐渐打破，知识流动展示出了明显的空间自由特征。
可以发现，从“时空排他性”到“用时间消灭空间”再到“时空压缩”，每一次时空关系的嬗变都引发了知识传播与出版业形态的大变革。这证明了时空的势能之于知识传播活动，并非偶发现象，而是举足轻重的动态驱动力量。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揭示5G技术所携带的时间与空间基因，并把其与知识传播和出版业的发展勾连起来思考，以期通过复活时间观与空间观为5G时代出版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开拓新的场域。
二、5G时间观与知识传播
麦克卢汉曾指出，“媒介是人的延伸”，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外乎是人感官和感觉的延伸与扩展。以高效率、大宽带、低延时为核心特征的5G技术能够将数据传输的时间延迟控制在毫秒级，这相当于眨眼时间的百分之一，远远低于人类的感官延迟。可见，5G带来的不仅是对人的延伸，更是对人类感官的超越。“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3]在5G速度作用下，一种“没有传播时间的传播”时间观即将诞生，随之而来的是知识接收者的心理感知、主体意识，以及相关文化形态的连锁式转变。
1. 5G时间观与心理感知
“时间是什么？没人问我时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著名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早在4世纪时就开始思考时间感知的“无意识性”“自在性”与“悄然性”。作为人类最为基本的生活经验，时间意识弥散于人类生活的每一角落，渗透一切，经天纬地，却难以诉说，而主要是作为一种隐而不显的心理感知而存在。因此，5G的高速率、低时延不仅传递着一个速度概念，它同时还涉及了人类的知识接收心理。“瞬时”，甚至“无时”是5G时间感的核心，是5G能够引发的最为广泛、普遍与深刻的心理基础。5G时间与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集群作用将创造一种新的时间结构，随之引发知识认知官能的变化，即当一种此时此地的至上性成为人们新的时间意识，最终发展为一种感受事物的惯习时，人们对待知识的那种完整性、持续性感觉将进一步消失。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知识会不可避免走向一种极端的“碎片化”，因为“所谓碎片化，多少带有源自媒介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对集体媒介消费时间和秩序一去不复返的惋惜”。[4]反之，5G时间感暗示着知识生产、知识消费与日常生活三大时间线无限度重合的趋向。互联网的“游击战”模式曾受到许多质疑，一些学者认为零散化的媒介内容将造成人们整体知觉的退化。[5] 5G时代，三大时间线的重合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电子媒介知识传播的这类缺陷，因为当知识本身与现实生活相接触、互动时，一种以实践为引导的知识论将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此时，“碎片化”作为一种感知，在5G时代意味着一种可暂停、可延迟，甚至可快进的“全时间”“分散式”以及“无序性”的知识生产与消费。
古往今来，人类借用日晷、滴漏等各类方式测量时间，随着钟表的发明与普遍使用，测度时间不断走向精准化，过去、现在与未来被清晰区分，并且“现在”成为了我们感知过去与未来的标尺。钟表社会学所代表的线性时间观受到了广泛质疑。5G所带来的虚拟现实（VR）技术的成熟将在某种意义上打破这一线性时间观，在虚拟现实空间中，时间不再分成三界，过去、现在与未来能够得以融合与循环。这意味着在知识传播过程中，过去与未来的形象化、真实化与可视化将削弱“现在”作为“此时此刻”的意蕴，“一去不复返”不再是时间无可避免流逝性的隐喻，时间具有了可重返的“柔韧性”。人们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的方式继续与过去的知识产生交集。这一方面会大大增强人们知识攫取的能力。虚拟重现技术使得过去也成为了“行动者”，历史本是虚无缥缈、颓废无力，然而当它与现在关联，则有缘被启动，进而以交叉、融合、碰撞的形式拓展知识创造的可能。另一方面，过去与现在的同时性与并存性也会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遗忘对真实时间的应有重视和体验，反而“跳过”一些知识接收的契机。这是时间盈余满溢性的一个负面效应，好比如今人们拼命的收藏、下载、存储各类免费的电子书籍，但是极少真正的阅读，唯一获得的只是积累知识时的心理满足感。
2. 5G时间观与主体意识
5G技术带来的“瞬间时间”体验将不断强化人们对知识传播的时间要求，这就需要出版企业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提供知识服务。传统出版时期，通过对出版周期的控制，出版业牢牢掌握着知识传播的时间线。而移动数字时代对于出版业最大的颠覆就在于，知识消费者能够以订阅、关注、付费等多形式自主挑选内容源、出版周期和设定时间线。从这个意义上说，移动数字出版时代的知识传播是一种在较强自主性引导下的对知识的自我选择。5G信号与数字的极速传输能够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增强人们对知识生产、传播与消费的主动性，知识消费者的“超级个体”（曲慧，2017）身份将被进一步强化。目前的数字出版产品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交互性，而5G技术与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的结合将推进三维场景（甚至多维场景）、虚拟现实、引擎动画等新型知识传播形式的发展，并且还能使多人同时在线的VR/增强现实（AR）知识产品流畅运行。因此，除了目前已经存在的互动式有声读物，传统封闭式的知识叙事将被完全打破，人们能够以“具身”的形式穿梭于虚拟场景中，“行走”出自己的知识产品，主体在此过程中实施着选择的自由和决断知识形式的自由。这一“液态知识”的生产模式将极大提升人们的知识自主权与主体动力，知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界限愈发模糊，更加突显出个体作为知识产销者的双重身份。此时，“人”的问题将居于核心位置，即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景下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的问题将成为知识出版方考量的重中之重。
3. 5G时间观与文化形态
时间的奥秘并非仅囿于科学或哲学的维度，其还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意识。因而，解析时间观的变化能够带领我们走向对5G时代文化变迁的理解。“时间即权力”。在中世纪，教会是计时方法的决定者，确立和协调着整个社会的进程与节律，其对社会时间的控制使得人们屈从于主导的意识形态体系。[6]我国古代统治者对天文和历法的统治也是同理。5G时代，时间观的变革要求出版企业重新安排知识传播的时序结构，把不断满足人们对知识“即时取用”的需求作为时序结构的核心设计逻辑。此时，知识的“垄断权”将不再是由一类出版组织交给另一类出版组织，之前一些学者所声讨的互联网企业剥夺了传统出版企业知识传播权的情况不复存在，5G技术赋权于每一位知识接收者，铁板一块的权力结构走向分散。那从知识的组织与控制上来说，这是否意味着知识与社会权力连接的消失？在空间性批判的意义上，伊尼斯曾指出“媒介本身加上传播的形式，社会倾向于用特定的方式组织和控制知识”。[7] 5G知识传播的“随时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消解了传统知识传播的偏倚性，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某一技术成为提升效率的动力之前，其同样会制造出大量的差异。因而，5G时代并不意味着以“知识鸿沟”为代表的关于知识与公平这一古老议题的迎刃而解，相反，我国出版业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社会身份”将迎来新的挑战。
除了权力文化，时间本身还是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马克思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判断商品价值量的尺度，并且指出二者呈正相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机器劳动取代了很大一部分人类体力劳动，知识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极大减少，形成了丰富且价格低廉的知识产品，比如大量免费的电子书籍、低价的知识付费课程，等等。与此同时，活劳动的比重也在大大降低，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转移到商品价值中去的物化劳动比重则大大提高。[8]作为一种具有变革性力量的技术，5G技术不一定会进一步的降低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量，但活劳动的结构组成将不可避免的被调整优化。那时，知识出版商对于具有先进技术能力和意识的高素质出版人员的需求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因为只有这样的劳动者才能应对5G时代快速、直接、便捷的知识接收需求，出版商才能通过降低单位知识产品所凝结的劳动时间来促进其经济活动的有效运作，确保营利性。
三、5G空间观与知识传播
正如福柯所说，“（我们）可以用空间书写一部完整的历史”。[9]空间的丰富性、多产性与生命力可见一斑。无论是经典的“地球村”概念，还是梅罗维茨的“空间终结论”，这些都是特定媒介技术语境下的空间隐喻。在5G技术不断重塑媒介格局的进程中，知识传播的空间形态以及人对空间的主观体验和感知也将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1.被时间“消灭”的空间
19世纪“交往革命”时期，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现，“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0]此后，学者陈力丹敏锐地注意到“用时间消灭空间”并非仅限于物质意义上的交往，人类的精神交往也与此同理。[11]从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到各类机械设备，再到互联网、移动手机，时间作为一个工具，不断帮助人类征服作为障碍的“遥远性”，不断深化人类的“去远”体验。在5G速度面前，空间“消失”再次成为可能。这里的“消失”主要有两层意涵。
第一，5G技术流动和连接时间的摆置能力将造就出一个边界消失的空间。这主要是源于5G网络的普及能够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的实时、无处不在的连接。在知识生产环节，借助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无人机与传感器，知识的采集将超越现实区域、物理空间、对象等限制，知识生产行为开始弥散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在知识的传播环节，5G技术将解构城市空间的信息基础设施，引发知识传播终端变革，形成万物互联的基础性设施网络。基于此，人们将超越智能手机、电脑等终端对空间连接能力的制约，空间中的智能电视、智能音箱、智能灯杆、智能车载终端等都能成为移动设备，成为知识服务的承载者，一种“物作为传播者”（彭兰，2019）的知识空间即将形成。在知识消费环节，铁板一块的空间将被5G技术打破成无数的场景，大街、地铁、卫生间、学校等曾经分隔的场景无法局限人们的知识接收，“游牧式”的知识消费形式将成为未来主导。于出版业而言，争夺场景，将单一用户需求延伸至场景需求，建立多场景互联的知识传播系统等将成为最为核心的工作。
第二，5G时代，当空间万物都能成为知识的载体时，随时在场、触手可及的知识内容带来的是人与知识之间空间距离的消解。这不仅意味着如书店这类传统的知识传播载体的黯淡，同时，出版业的“中介”价值还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作为中介，出版业的核心任务就是将知识与人、物相连接。在知识与人的层面，5G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无论是从便利性还是从多样性来看都将达到新的高度。此时，人们将不断隔断对出版完成的间接知识传递的依赖，知识拥有者和消费者的直接互联、对话将成为更为主流的形式。在知识与物的层面，5G时代，知识的依附之物从“少物”变成“众物”，万物的繁复多样将使得知识的形态将从目前的书籍、报刊、图像、音视频等解放出来。可以预测，大量新型或融合形态的知识产品将不断生发，丧失对这些多元发散现象的把握将危及出版业的中介价值。此外，5G技术还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以自媒体为代表的知识拥有者与物的直接连接，当这一趋势持续发展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模式之前，出版业应当认真考虑如何介入这一过程。[12]
2.身体“不在场”的空间
空间与身体密不可分。人体是衡量空间的天然标准，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通过身体来感知空间，比如我们对道路的感知是通过在路上行走得到的，对桥梁的感知是从过桥中得到的。[13]传统出版时期，人们对知识的感知是通过走进书店、图书馆，亲手翻阅、触摸书籍感知的。即使在移动数字出版时代，人们也是借用手机、电脑、屏幕等物感知知识，并与知识生发关系。5G时代，知识传播的物质性并未消失，而是将从手机、电脑、平板等少数的物变为一个万物互联的网络。此时，每时每刻浸身其中的人们的知觉经验极易忽视起到中介化作用的知识传播媒介。当人们在大街上自然地利用5G技术建构起来的知识网络获取知识时，作为基础设施的智能电桩、5G技术、计算机，以及身体等知识传播的物质性基础将从人们的意识中“抽身而去”，从而颠覆人们关于位置、 地点这类的空间意识。由此，5G时代的身体“不在场”是一种感知上的不在场，而这种感知在身体上的消失将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远程文化”的追寻，尤其是当触觉、味觉与嗅觉的远距离传输成为可能时，虚拟性的潜能进一步释放，远程知识将取代近程知识成为知识传播的主流。
与目前大量存在的以各类屏幕为物质中介的远程知识传递不同，5G时代，虚拟现实技术的成熟与普及让远程知识传授不再局限于那种能够以语言、文字、图像等形式进行编码外显的“显性知识”。“默会知识”，即社会中那些难以言明，无法表述的知识的传播将成为可能。从本质上来看，默会认识是一种理解力，是一种领会、把握经验，重组经验，以期实现对它的理智控制的能力。[14]与显性知识相比，默会知识传授的最大难处在于其个体性、非理性、情境性等特点使其作用的发挥往往与特定的问题或任务情景紧密相联。[15]传统的学徒制就是典型的默会知识传递，比如以往新记者入社后必须跟着老记者“跑新闻”，进而在特定的问题与采访情景中习得教科书中无法言表的某些技能、经验与职业精神等。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正是在制造“情境化”，以深度沉浸的方式让人们无障碍感受遥远的空间情境。因此在5G技术的作用下，人们能够利用VR/AR再现具体工作情境，当师徒共同沉浸在某一具体虚拟情境中时，徒弟能够感知在师傅行为过程中的默会知识。个体也能单独进入某一情境，通过独立的情境实践与反思衍生感想，悟得那些难以言说的知识。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大多数的出版企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内容、版权与创作者资源。对于如何能够占领默会知识传播市场，这需要出版企业积极探索将默会知识进行虚拟化处理的各种形式。
3.公共化与私人化互动相融的空间
在传统纸质图书时期，知识的传播依赖于印刷产品，印刷产品的空间占据性需要图书馆、书店这样的公共实体空间。而随着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知识传播媒介的出现，在普遍意义上，知识传播空间走向了个人化与私人化。[16] 5G网络作为一种空间的融合性力量将打破知识传播从公共空间不断向私人空间移动的趋向，形成一种公共与私人知识传播空间互动相融的格局。知识传播空间的这种重构对出版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在知识传播从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时，出版业已经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出版产业链，着力打造了一系列基于配适于智能手机、平板等个人移动知识接收惯习的知识产品。5G时代“万物互联”的到来将在某种程度上带来公共空间知识传播的回归，但又并非是以传统的图书馆或书店的形式，而是个人化知识在公共空间的传播。因此，出版业是否能顺利打造符合5G时代的知识传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出版业是否能够合理重构知识传播的公共性与个人性。
个人化知识的核心是知识内容和用户跨时空的“无缝”对接，即知识的“随时检索、随时呈现、随时在场、随时生产、随时分享”。这就需要知识的智能化匹配，出版方必须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用户需求做最为精准的把握。只有这样，以编辑为主导的传统知识“中介”的设定才能被打破，建构真正的用户中心知识“中介”身份。尼克·史蒂文森曾指出，“不论文化媒介的实际内容如何，它们对社会生活的特性已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传播媒介重构了时间和空间，从而有益于主体间性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 。”[17]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也强调了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紧密联系。因而，5G空间的出现还意味着人类“交往革命”的发展会抵达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社交网络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会进一步突显，出版方必须牢牢抓住社交媒体这一知识传播阵地。这一方面能够帮助出版业更为准确的理解个体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借助社交网络这一公共知识传播空间，个人化知识能够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从而实现个人化知识与公共知识的互动、交融与转化。
四、结语
时空观是人类认识、理解各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坐标，其内涵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聚焦“生成”问题，本文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探讨了5G时空观将生成何种可能？这一生成在知识活动嬗变的过程中将采取何种形式？它们对于我们理解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具有怎样的启示？在对这些问题展开追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5G技术背后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时空隐喻。这些隐喻要求现代出版企业更加有效地配置、开发与利用5G技术带来的时间与空间资源，并创建与之适配的时间、空间管理体系，唯有如此，出版业才能充分利用5G势能并有所作为，才能赋予其作为知识文化传播中介更为多样的想象，进而在5G时代牢固其身份价值。
